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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惨败杜聿明被甩锅顾祝同晚年否认:总裁亲自裁决是关键

发布时间:2024-02-11 1 次浏览

  1948年春天,为了改变蒋军连连失败的态势,在上海治病的杜聿明向蒋介石提出,要集中强大的机动兵团,等攻击某一据点久攻不下时,出动机动兵团与之决战,寻求一部加以歼灭。

  这年下半年,蒋介石决定采用这一作战方针。在中原战场,决定只守郑州、徐州、济南三大战略要点,徐州附近的其他城市都可以每时每刻放弃,以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与决战。将原郑州指挥所取消,改为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

  根据这一作战方针,杜聿明拟制了一个“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幻想集中徐州主力部队,乘中野、华野东西分离之际,歼灭华野的一部分,以振奋军的士气。

  杜聿明的计划拟制好后,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和他的参谋长李树正原则上同意对采取主动攻击,但是又觉得杜聿明使用的兵力过多,使总部控制的部队太少,又对冯治安守徐 州不放心,怕徐州出意外。

  他们和杜聿明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刘峙勉强同意杜聿明的方案,并决定李弥兵团守备徐州,调出冯治安的第三“绥靖”区部队参加攻击。

  1948年9月24日,攻克济南,山东全省除青岛外均成了解放区。唇亡齿寒,有点军事常识的大员都知道,下一步目标非常有可能是毗邻山东的重镇徐州!因此对杜聿明调徐州国军主力发动攻势的计划更加谨慎。

  1948年9月30日,杜聿明带着计划到南京,先找参谋总长顾祝同核定。顾祝同说:“委员长不在南京,我不敢决定,你还是到北平去当面请示他好了。”

  10月2日,杜聿明飞到北平。当天晚上,蒋介石在东城圆恩寺官邸接见了杜聿明。蒋介石听了杜聿明的报告后,没有马上表态,只是说:“待研究以后再说。”

  听到这,蒋介石也不好再说什么,当即在计划书上批了“此案可行,交顾总长核办”10个大字。

  顾祝同看了蒋介石的批示,犹豫不敢决定,一再问杜聿明:“现在济南已经丢了,你把徐州国军拉出去攻击陈毅共军,有没把握?”

  杜聿明说:“重点是华中黄维能不能将牵住。如果能牵制住的话,徐州方面打陈毅是有把握的。”

  “我们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法,即将主力集中,形成一个圆形态势,使敌人钻不了空子,吃不掉部队,一旦抓住敌人一部,即迅速放胆猛攻,将其包围消灭。”

  “万一敌人狡猾,主动先打撤退,我军也不为敌人所迷惑,而是按照原定计划实行钓鱼战法,诱敌攻击顿挫时,再行包围消灭敌人。”

  “万一这期间部窜到徐州附近,我军即将陈毅部阻止于微山湖以东地区,先集中主力,协同黄维兵团击破部后,再看情况击破陈毅部。”

  杜聿明说得头头是道。顾祝同也觉得有道理,比较稳妥,就说:“这样的稳扎稳打是可以的,等我同健生(白崇禧)商量后再同你说。”

  10月5日,顾祝同告诉杜聿明:“白健生同意这样做,你回去照计划实行好了。”当日,杜聿明就返回徐州向刘峙汇报,当即决定将位于郑州的第16兵团孙元良部开往柳河附近集结。

  10月7日,杜聿明召集邱清泉、李弥、黄百韬等人开会,商讨各种情况下的战法。经过研究,都同意采取机动出击及守备徐州的战略战术,决定15日开始行动。

  10月15日一大早,杜聿明正准备登车出发到前方指挥时,忽然接到蒋介石从南京发来的电报,叫杜不要执行这一计划,在飞机场等他一同到东北去。杜聿明只好随着蒋介石到北平去了。

  辽沈战役的发起,打乱了军的部署,蒋介石亲自批准的作战计划由此胎死腹中。

  最近以来,蒋介石可以说是忙乱之极,心情也坏透之极。我人民发起辽沈战役后,蒋介石就坐不住了,他亲自飞北平,坐镇指挥,在北平与南京之间飞来飞去,好不辛劳。

  听到济南失守的消息后,蒋介石大为震惊,也大为光火,他一连骂了几声“娘希匹”,又骂王耀武笨蛋。

  这还不解气,他把桌子上的收音机狠狠地摔向地面,收音机摔得稀碎。此时的蒋介石,真正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唉声叹气。

  就在蒋介石在北平指挥东北廖耀湘集团作战时,在南京的国防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发现杜聿明自到北平后一去不归,而蒋介石目前忙于东北战场,对中原战场没有作出什么决策,坐不住了。

  10月22日,何应钦召集刘斐、萧毅肃、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和军政部、陆海空三军总部官员等人,于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讨论徐州战守问题,研究中原作战计划。

  何应钦、顾祝同认为,东北败局已定,从全国的形势看,应诱导华北剿总主力保持于天津,塘沽地区进行持久战,以牵制东北,使不能增兵黄河以南,以便改变中原地区的不利形势,

  根据我中原野战军主力向禹县移动的情报,与会人员都判断我中原野战军即将进攻郑州,也可能配合华东野战军向徐州剿总的辖区进攻。

  对这个问题,与会者内部意见分歧很大,争执不休。有的人觉得,徐州是战略要地,必须死守,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能放弃。

  多数人认为,徐州是四战之地,利于攻而不利于守,且的攻势十分凌厉,国军应当避其锋芒,放弃徐州,退守淮河,以屏障南京,挫败共军南下,为凭借长江天险进行第二线战略配置争取时间。

  何应钦拍板:“别吵了,放弃徐州有碍国际观瞻,‘总统’是不会同意的。再说,如果退守淮河,那么,以后就不便于向平汉路或苏北方面机动;且打通陇海路后,对更为不利。你们只能围绕如何防守徐州讨论!”

  顾祝同也点头:“光亭之前提那个方案就很好嘛,我们大家可以让徐州剿总放弃陇海线上的各大城市,集中兵力于徐州外围。华中剿总黄维兵团4个军进出周家口附近,策应徐州剿总或华中剿总作战。5个兵团对付共军陈毅部,胜算更大。”

  会议最后确定了以攻势防御保卫徐州的徐蚌会战计划:徐州剿总除以一两个军坚守徐州外,所有陇海路上的城市完全放弃,集中所有可以集中的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津浦铁路两侧,依托铁路与共军决战。

  无论由平汉路、津浦路或取道苏北南下,均集中全力寻找决战。为了配合徐州方面作战,华中剿总必须以黄维兵团向周家口进击。

  蒋军在淮海战役遭受惨败,方面一直对杜聿明耿耿于怀,在编写战史时把锅甩给杜聿明,认为他制定的所谓攻势防御计划完全不符合实际,照此进行作战坑害了蒋军。顾祝同在《墨三九十自述》中间接否认:

  那时候,国防部针对前方作战,每日清晨,均召集部长、总长、次长,有关厅处长,在阁室开会,由总统蒋公亲自主持,先由主管单位报告一日战况、最新情况及研判共军企图与可能行动,再由参加人员陈述意见,然后由蒋公亲自裁决,即电令前方遵照实施。

  其实,济南解放后,蒋介石曾经决心放弃徐州,并不像顾祝同说的什么“放弃徐州有碍国际观瞻,‘总统’是不会同意的。”

  蒋介石一再强调,徐州乃四战之地、易攻难守,且后方联络线过长,兵员粮弹补充困难。徐州粮食只储备了21天,加上兵力运输迟缓,如果一旦联络线被截断,就会陷于重围。

  蒋介石还很迷信,西楚霸王项羽四面楚歌、垓下被围的历史就发生在徐州附近。北伐时,他曾率部在徐州附近与孙传芳主力决战,结果惨遭失败,自己也被迫下野。

  10月中旬,国防部长、参谋总长、陆海空联勤四个总司令在南京黄埔路蒋介石官邸向蒋介石汇报时,都强调徐州贮粮缺少、补给不便,大军持久作战不可能。

  考虑再三,蒋介石决定不守徐州,而是退守淮河来确保南京外围,企图在淮河附近挫败主力。

  放弃徐州退守淮河的计划,原定11月上旬转移完毕,但是蒋介石又犹疑了,担心徐州一撤退影响人心。

  正当华野、中野根据军委指示积极做战前准备的时候,蒋介石却被他的情报机构蒙在了鼓里。

  10月20日,他还判断华野在鲁南休整,南下的速度较缓,中野东移也不快,两大野战军是否合拢,企图不明。此时白崇禧也有从豫南方面采取攻势以牵制中野东调的企图。蒋介石又认为依托徐州展开攻势防御是可行的。

  杜聿明晚年回忆这一段经历时,不无感慨地写道:由此可知,淮海战役蒋军为何会全军覆没,根子在国防部、顾祝同、刘峙层层甩锅,所有决策都往上推。蒋介石朝令夕改、决心不定,一会同意集中主力和共军决战,一会儿又要放弃徐州,一会儿又要搞什么攻势防御。

  10月23日中午,蒋介石原则上同意徐蚌会战计划,然而,这场会战由谁来指挥,他却颇伤脑筋。

  徐州现任剿总司令刘峙,人称“福将”。对这个元老级的将军,蒋介石十分了解:忠实有余,能力不足。

  当初任命他当徐州剿总司令时,中就颇有微词。有人 议论说,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才是,就是不派一虎,也应派条狗看门,如今却派了头猪,怎么守得住呢? 蒋介石想来想去想到了白崇禧。

  白崇禧,绰号小诸葛,带兵打仗很有一套,显然要胜过刘峙万倍,且白崇禧目前正在武汉任华中剿总司令。如让 他再担任徐州剿总司令,还可以让白崇禧从自己的华中地区调出一部分军队加强徐州的防守。

  蒋介石担心的是白崇禧肯不肯答应。早在半年前副总统竞选时,蒋介石曾极力保荐孙科,可白崇禧却大力推举李宗仁,为李宗仁大肆拉选票。

  最后李宗仁在选举中击败了孙科当上了副总统,蒋介石一怒之下,免去了白崇禧的国防部长之职,让他去武汉任华中剿总司令。

  不过,蒋介石心里明白,白崇禧这个人素好弄兵,徐州剿总下面的几十万大军,对他肯定是个不小的诱惑。

  蒋介石最后决定打电话找白崇禧谈一谈。不出蒋介石的所料,白崇禧痛快地应诺下来。

  10月30日,白崇禧由汉口到达南京,下午5时,国防部开会讨论中原作战问题。白崇禧满口答应出任统一指挥徐州和华中两剿总。

  但是,到了31日上午10时再次开会时,白崇禧却变卦了。他在国防会议上扔了一句“南京政府可以直接指挥,不必重床叠架”,便转身回武汉了。

  原来,白崇禧从武汉来南京期间,同李宗仁在其公馆谈了好一阵子,两人觉得目前正是蒋介石统治的危难时期,此时不拆蒋介石的台,更待何时?

  蒋介石为此气得直跺脚,把话筒也摔了:好你个白健生(白崇禧的字),一个电话就一了百了了吗?

  —夜之间,白崇禧就变卦了,看似是和李宗仁一次长谈有关,实际上,小诸葛白崇禧心里有自己的小九九。

  白崇禧是聪明人,他一看拉开了决战的架势,蒋军究竟有多少胜算,他没有底气,他又不是老蒋的人,老蒋能信任他吗?

  蒋介石明知白崇禧是存心拆他的台,也奈何不了他什么。眼下最紧要的是,根据国防部和参谋总部的判断,华野、中野部队将有大动作,或者直接夺取徐州,或者攻取蚌埠,孤立徐州,进逼江淮。

  刘峙是一个糊涂蛋,忠心是忠心,可到底是无能之辈,担不起重任啊!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东北失败的悲剧重演,蒋介石决定给刘峙配个能打仗的副手。

  蒋介石首先想到的是骁勇善战、有“鹰犬将军”之称的华中“剿总”副司令兼14兵团司令官宋希濂。

  宋希濂,黄埔一期,是黄埔生中少数做到战区副司令兼兵团司令的人,而且在滇西反攻和武汉会战中迭立大功,也是一员智勇双全的战将。

  然而,宋希濂对此并不热心。一种原因是担心自己对华东的情况不十分了解;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是怕 指挥不了徐州的蒋军。

  对于李弥,过去在远征军时当过自己的旧部,人也较敦厚,他并没什么担心的;黄百韬这个人也比较实在,不会搞背后活动。对这两个人他是放心的。

  令他担心的是孙无良和邱清泉。孙元良自私自利、两面三刀;邱清泉骄横跋扈,狂妄自大,似乎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他们会甘于听命于我吗?

  而且徐州目前态势危急,部队也一团糟,这也使他不得不踌躇起来。于是,他给蒋介石发去了7封电报:自到鄂西后情况渐明,正在作种种规划和积极部署,且自己对徐州方面情况不熟悉,恐难承受新命。

  吾弟到鄂西后的种种规划颇为妥善,深合吾意。惟今后战争之重点在徐蚌。徐蚌为首都门户,安危之所在,盼吾弟毅然负此艰巨,迅即赴徐与刘总司令及各级将领妥普部著,勿再延迟为要。

  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是,11月初在南京召开的官邸会议上,蒋介石宣布的徐州“剿总”副司令却不是宋希濂,而是原东北“剿总”副司令杜聿明。

  蒋介石的意图,大家都十分清楚,除了杜聿明比较善战,能弥补刘峙在作战方面的不足外,更重要的是杜聿明是蒋介石的弟子和亲信。

  一是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10月初以督导员的身份在上海“打经济老虎”,不想却打到了孔祥熙的公子孔令侃的头上,蒋夫人宋美龄急忙飞到上海干预。

  二是币制改革,滥发金圆券,搞得怨声载道,行政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长王云五顿时成为千夫所指,他俩不愿意再背黑锅,11月3日向蒋介石提出辞职。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都要操心啊,何况,家事和国事是搅在一起的。蒋介石无奈,临时改由顾祝同代他前去。11月4日,顾祝同带上作战厅厅长郭汝瑰等人飞抵徐州。

  徐州,一幢灰色的楼,从外观看与别的建筑似乎没什么太 大的不同,可它那周边布满的警卫又表明它的地位非比寻常, 这就是徐州“剿总”的指挥部。

  司令办公室内,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十分紧张地坐在那里,肥胖的身体使沙发深深地凹陷下去。

  刘峙,字经扶,别号天缺,江西吉安人。在武昌读书时无意中卷入了辛亥革命,后为黄埔教官,与顾祝同一起被称为 “何应钦的哼哈二将”。

  东征时,他率黄埔学生军作战,得到蒋介石的特别赏识,成为“黄埔八大金刚”之一。他是“中山舰事件”的总先锋,“四一二”大屠杀的指挥者。

  刘峙其实早年也算一员优秀将领,北伐时就有“福将”之称,不过他说:“假如世界上确有所谓福气可以打败敌人的线%的汗水与胆识,再加上1%的机遇和其 他因素。”

  抗战以来,这位“福将”似乎就没有打过胜仗。对日军作战,3天从保定跑到石家庄,被人们讥讽为“长腿将军”;在重庆任卫戍总 司令时,因大小老婆争分财宝惨案,被军委会立案调査;为娶第三房太太,硬着头皮与大老婆吵翻。

  论才干,他平庸无新;论魄力,他优柔寡断。他正是以其庸碌,才得以登堂入室,跻身于蒋家王朝纠纠武夫的行列。

  半个月以前,刘峙就风闻蒋介石要派白崇禧来这儿顶替他任徐州“剿总”司令,他觉得很难堪,一连喝了几天闷酒,时 不时地发牢骚:“白健生是寡妇改嫁,对老头子可以抗衡论理,不听调动。我好像是童养媳长大,骨头多大当婆婆的都摸得清楚。”

  后来听说小诸葛同老头子闹翻了,不来徐州就任了,刘峙顿时喜形于色,又恢复了往日的神气,有事没事就到各个军营中走走,似乎是在告诉手下人,我刘峙还是总司令,谁也别想把我挤走。

  3天前,南京方面通知,蒋介石要来徐州安排战事。刘峙的心都要跳出来了,他知道老头子对他的一切并不满意。为了 迎接总统的到来,他亲自抽调了万余官兵进行强化训练,以备主子的检阅。

  不久,南京来了电话,说校长因有事滞留南京不能来了,改由参谋总长顾祝同和作战厅长郭汝瑰前来徐州召开军事会议,刘峙的心情才稍稍放松了一下。

  然而,顾祝同也不是等闲之辈,眼下正是蒋介石的红人,他对徐州“剿总”如何评价将关系到自己的将来,迎接仪式马虎不得。

  “总座,我们该去机场了,顾总长一会儿就要到了。” 一个参谋进来附耳对他说了几句。

  刘峙正了正帽子,在随从的簇拥下走出了司令部。早有三辆轿车候在那里。一行人进了汽车,车子飞快地驶向徐州机场。

  徐州机场,万名仪仗队员整齐地列成方队,徐州“剿总”的高级将领都到了,的旗在机场的四周高高地 飘扬着。

  举起右手向手下的军官打着招呼,在场的人也一一向他敬礼。看到那一排排整齐的方队,刘峙心中美滋滋的,脸色显得愈发红润了些,给周围的人一种十分精干的感觉。胸前一枚枚闪光的奖章又无疑给他增添了不少风采。

  顾祝同在郭汝瑰的陪同下走下了舷梯,向下挥着手。刘峙等高级官员迎了上去,一一同顾、郭两人握手。

  一眼望不到头的部队一字排开,顾、刘两人举手行着军礼,一一走过每一个士兵。

  也许是队伍太长之故,走着走着刘峙竟有些支持不住了,过重的脂肪妨碍了他的步子。看着他那副窘样,顾祝同笑了,刘峙也笑了。

  刘峙和顾祝同能够说是老相识了。两人早年都曾任教于孙 中山先生建立的黄埔军校,顾祝同教战术,而刘峙则教军事。

  北伐战争后期,刘峙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顾祝同任第九 军军长,两军统归何应钦指挥。何应钦比较看中顾祝同,认为顾比较精明强干。

  两人在临淮关与军阀孙传芳作战,中途接到撤退命令,顾祝同的部队先撤回去了,可刘峙的第二师没有收到撤退命令,仍率部猛攻,竟然一举拿下至临淮关,占领环淮北地蚌埠。

  就是这一次意外的胜利使刘峙“福将”称号在官兵中传开了,两人也因此闹得很不快活。

  刘峙这个人打仗不行,在赚钱方面却是把好手。他的夫人依仗他的势力办厂,干违法的事,他不但不管不问,自己还和新浦的盐铺老板合伙干着卖盐业。

  由于自己是徐州剿总的一把手,能弄到最确切的消息,这也保证了他的财源不断滚滚来。手下那些梦想当官的人,只要给他送上钱,他一定会帮助办到。

  对于他来说,钱多不咬手,什么钱都可以赚。为了赚钱,他甚至于敢向盐铺老板提前泄露军事情报。这些事他的办公室主任和一些高级军官心里都很明了,不过他们不想揭发他。

  一则一旦动不了他自己就会有“好看”,二来刘峙这个人 待手下将士十分宽厚。

  由于在黄埔军校任过教官,不少手下都是自己的弟子,刘峙底气十足。他们也愿意给面子,让这个好说话的人当自己的顶头上司,自己会有很多方便。

  刘顾两人最大的相似点就是二人都比较大度。刘峙当年的 手下,现在很多飞黄腾达了,他对此并不抱怨,还很高兴。他经常对那些人说:“你们是我的学生,尊我一声老师就行了。”

  顾祝同很重视作战,对部下只强调作战,至于其他的事, 从不过问,甚至连手下的官兵去赌博、嫖女人他也不干涉,有 时出了事儿他还要帮助化解了事。

  在他当军长期间,他经常以 开会为名大宴军官,营级以上军官均有份儿。团级军官可从他那儿领得补助。

  连级军官虽差些,但也可以吃空额。农业不收副业补,人人都有赚头。因此,这些军官从心里感激他们的主子,甘心为他卖命。

  在徐州“剿总”司令部内,顾祝同坐在正席位置上,刘峙坐在下手。会议还未开始,两人一边品茶,一边交谈,有说有 笑。过了一会儿,邱清泉、黄百韬、李弥、孙元良等高级将领也陆续到了。

  会议开始,首先由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宣布徐蚌会战 计划。当他说到第二兵团以永城、砺山为中心集结时,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如释重负地吐了口气。

  邱清泉从少尉排长一步步 擢升到中将兵团司令,一直深得蒋介石的宠信。虽然出身于书香门第,在上海大学上过学,又在德国深造过,但却迷信得很。

  眼下,他的部队驻守河南商丘,他觉得商丘这个地名与他的姓氏相克,是“伤邱”的谐音,因此多次请示国防部,要求 换防,均被驳回。现在要离开那个不祥之地了,他心里十分庆幸。

  郭汝瑰继续宣读着:第七兵团应确保运河西岸,与第一、 第三绥靖区密切联系……海州驻军向西撤退……

  顾祝同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作战方案是他参与拟定的,自然不用听。当听到第七兵团时,他的目光转到了略微秃顶的黄百韬身上。

  黄百韬早年是北洋军阀李纯的传令兵。李纯看他勤快好学,便将爱婢许配给他,并送他到金陵军官教育团学习。军阀混战中,他先是投靠张宗昌,后来蒋介石北伐,消灭了张宗昌, 他又投靠蒋介石。

  蒋介石解除杂牌军将领兵权的惯用手段是将他们保送到陆军大学学习,于是,黄百韬成了陆大学员。但黄百韬不死心,仍然兢兢业业地研究军事。

  后来因他的军事论文受到当时的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赞赏,黄百韬因此进入顾祝同的圈子,当上了顾祝同第三战区的参谋长。

  但黄百韬终非中央军嫡系,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一会儿被甩进谷底,一会儿又被捧上巅峰。中原战场的几乎每一次战役,黄百韬总是被推到幕前,充当最富有戏剧色彩的主要角色。

  顾祝同看着黄百韬,觉得他眉宇间流露出一种凄苦的神情。这次徐蚌大战,他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第十三兵团司令李弥,这个黄埔军校四期生,眉宇间透出机智的灵气。当年他指挥第八军,曾经在滇缅路上风光一时。 他曾得意地说,在国军中要吃得开,得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穿黄袍(黄埔系),二是戴绿帽(陆军大学)。

  坐在李弥身边的是“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四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刘汝明。他原是冯玉祥的旧部,貌似平庸,其实他城府颇深,又爱计较,从来不吃亏。由于擅长察言观色、巴结奉承, 当上了副总司令。

  坐在最边上的冯治安,是“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三绥靖区中将司令官。他虽然看上去仪表堂堂,但却是绣花枕头,徒有 其表,败絮其中。

  他最大的特长是脾气好,能够忍气吞声,因此混得很不错,也弄了个副总司令头衔。

  瞬间的沉寂之后,黄百韬站了起来,他说:“这次陈(毅)、 刘(伯承)二匪合流,野心在于图我第七兵团。据侦察报告, 共军的主力正从临沂线向我部机动。”

  “第七兵团远离徐州,地处孤立,且目前各军又分布于陇海路两侧,兵力分散,易被击破。建议将第七兵团收拢于徐州附近,方能解除匪军的威胁。”

  黄百韬的话还没讲完,邱清泉便忽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一脸的狂傲不羁。他斜了黄百韬一眼说:“我已抓住共军第三纵队侦察员,目前陈毅所部3、8、10、11纵队及两广纵队在鲁西,已对我部形成东西夹击态势,受威胁最大的是我,而不是你!”

  冯治安仰了仰头,欲言又止。他想说他的部队才处在最前沿,要说受到共军威胁的,首先是他。

  但转念一想,自己的部队是杂牌军,历来就是当炮灰的,命该如此,说也没用。黄百韬 骁勇善战,还经常受邱清泉等辈的怠慢,何况自己呢?

  “总座!”李弥站起来,“我部也侦察到共军主力正向我部逼近,看来是想佯攻徐州,歼灭我部,醉翁之意不在酒,要认真提防共军惯用的声东击西之计!”

  第十六兵团中将司令孙元良静静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他虽然出身黄埔,血统高贵,却从不恃才微物。像这样有伤和 气的争论,他从不参与。所以,他的人缘非同一般。

  早在北伐时,因为他临阵脱逃打了败仗,蒋介石一气之下曾下令杀掉他。但奇怪的是,10多年后,蒋介石设宴招待他的有功将领时,面前却站出了个孙元良。

  蒋介石背过脸去,问一位将军:“这个人不是杀掉了吗?”这位将军说:“校长,他也是你的学生,很能打仗!那一年,我们瞒了你把他放了。”蒋介石听后 也只好不了了之。

  刘峙站了起来。看到他的部下争得面红耳赤,旁若无人,根本不把他这个总司令放在眼里,很是生气,特别是还有顾祝同在场,更是让他难堪。

  他一字一句地说:“共军真正垂涎的乃是徐州!徐州是剿总’司令部所在地,徐州不保,群龙无首。因此,城内必须拥有雄厚的兵力!”

  说到这里,他把脸转向顾祝同:“至于作战部署的调整事宜,一切由总长定夺!”

  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大家勉强达成一致意见:无论共军主力何在,徐州剿总各兵团在陇海路上一线排列,态势不利,必须放弃次要城市,集中兵力于徐州、蚌埠间津浦路两侧地区,作攻势防御。必要时,徐州“剿总”移蚌埠指挥,徐州以两个军固守。

  最后,顾祝同把蒋介石亲自拟定的《徐蚌会战计划》的主要精神扼要地作了介绍,然后根据眼下徐州的态势,宣布部队下步的作战方针:

  第二步,将徐州各主力兵团由津浦铁路向淮河沿岸撤退,放弃陇海铁路各要点,只留两个军固守徐州,徐州剿总移至蚌埠。

  最后,顾祝同说:“此次决战,决定命逐时且前共军屡经苦战,兵力疲惫,弹粮补给困难。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将陈 刘二部诱至徐蚌之间,一举聚歼,奠定戡乱建国大计!”

  顾祝同站了起来,掏出蒋介石在他临行前写的谕示:“总统手谕!”众将领全体起立,肃立静听。

  “徐蚌会战,关系存亡。在此紧急关头,弟等应抱必胜决心,发扬革命精神,身先士卒,努力达成任务,倘有延误,决按军律从严惩处,不得宽贷。”

  (二)第7兵团应确保运河西岸,与第一绥区、第三绥区密切联系,并在运河以西地区“清剿”。

  (六)第四绥区移驻淮关,以原第八绥区为改绥区的辖区,原第八绥区着即撤销。

  发出命令后,顾祝同又认为在东海的第九绥区以及第44军由海上撤退,有许多困难,于是命令这些部队兼程经新安镇向徐州撤退。

  第44军到达新安镇后,归第7 兵团司令黄百韬指挥,一同渡过运河。第九绥区人员到徐州待命。

  蒋介石和顾祝同的如意算盘是:用少数兵力固守徐州,主力控制于徐州、蚌埠之间。

  如果向徐州进攻,或者沿平汉铁路或经苏北地区南下时,都可以集中5个兵团寻求决战,在未能击破其主力以前,便可保持徐州,因此也守住了长江。

  但是,毛主席、粟裕、陈毅和刘邓却不会让他的如意算盘得以实现。到时候,蒋介石想退也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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