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通信的岁月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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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为了培养更多邮电专业方面技术人才，助力新中国邮电事业的发展，国内先后成立了一批邮电技术专科学校和学院。
这所学校筹建于1951年，最开始是打算命名为中南邮电学校。待到1953年正式成立时，才定名为武汉邮电学校（中专）。后来，学校还曾短暂改名为邮电部武汉电信学校。
不久后，这个学院先后兼并了湖北邮电学院（1961年）和西安邮电大学本科部（1963年），实力大增，成为了全国知名的邮电人才教育培训基地。
文革开始后，武汉邮电学院的发展陷入停滞。1969年，这所学院被撤销，改为邮电部528厂。
说到这里，我们要提到一个重要人物。他是被称为“中国光纤之父”的著名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赵梓森生于1932年，是广东中山人。1949年，他高中毕业，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后来，因为对农学不感兴趣，所以退学重考，考入了位于上海的大同大学。
1952年，大同大学被撤并，其院系分别并入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于是，1953年，赵梓森以上海交大毕业生的身份毕业。
1954年9月，赵梓森结束实习，被分配到了我们前面所说的武汉电信学校，成为一个普通老师。后来学校变工厂，他也从老师变成了技术员。
1971年，邮电部电信总局将此前在北京邮电科学研究院立项的一个大气激光通信项目调入528厂。厂领导不太看好这一个项目，将赵梓森任命为项目组负责人兼光通信研究室副主任。
当时，受1966年高锟那篇经典论文的影响，国内已经有机构开始研究光纤通信。
1972年3月，中科院福州物质结构研究所启动了名为“723”机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就为了研制光纤。
赵梓森对光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仔细研读了高锟的论文后，他还专程前往福州，参观福州物结所的研究进展。
从福州返回武汉后，赵梓森果断向528厂的领导建议，将光纤研究纳入厂里的科研规划。
不仅如此，1974年8月，赵梓森还专门撰写了《关于开展光导纤维研制工作的报告》，并先后向邮电部科技委和国务院科技办公室作详细汇报。
不久后，国务院科技办公室同意，将光纤研制项目列为国家“五五计划”的重点赶超科研项目。邮电部科技委也将该项目列入了《邮电部十年科研规划》，拨发经费给予支持。
赵梓森拉出第一根光纤后，并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即便是武汉邮科院自己，也没有太把光纤当回事。
作为直属邮电部的科研型机构，武汉邮科院的主要研究方向并不是光纤通信，而是同轴电缆、微波、载波、传真、电报，以及毫米波通信。
当时，全国都在宣传“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邮电部就搞了一个“学大庆”展览会。在展览会上，赵梓森的“玻璃丝通信”大放异彩，获得邮电部部长钟夫翔和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的认可。
很快，邮电部就将光纤通信列为国家重点项目。然后，整个武汉邮科院的研究方向，整体转向了光通信。
谁也没想到，赵梓森和他的“玻璃丝”，就这样改变了武汉邮科院的命运，也改变了武汉这座城市的命运。
1979年，在赵梓森团队的努力下，武汉邮科院拉出了国产第一根符合国际标准的、具有实用价值的低损耗光纤。
进入80年代，武汉邮科院的MCVD、PCVD预制棒熔炼系统，以及骨架式光缆等，先后通过了部级鉴定和验收。这些科研成果，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壁垒，为中国光纤通信从理论走向实际奠定了基础。
武汉邮科院成功在武昌到汉口开通了中国第一条用光纤传输的光通信市线工程”）。
当时，这套系统全长13.3公里，容纳120路电路，传输速度仅有8Mbps，比主流的电传输还慢一些。尽管如此，在工程鉴定时，国家部委有5个部长和副部长同时到场参加，由此可见其重要性。
这一年，国家开始推动国有科研院所的体制改革。作为邮电部直属的两大研究院之一，武汉邮科院也在改革之列。
当时，邮电部提出每年减少武汉邮科院20%的经费，到1990年，武汉邮科院必须实现经济上的完全独立。这个压力，无疑是非常巨大的。
1987年，江廷林开始担任武汉邮科院的院长。在他的带领下，武汉邮科院将下属的激光通信研究所、固件器体研究所、光纤光缆研究部、市场经营部等若干部门 , 调整组合为
每个经济实体，均按照高新技术企业的模式来管理 , 各自具备科研、开发、产业、营销四大功能。（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分公司了。）
为了进一步发挥企业人员的能动性和积极性，武汉邮科院还在财务管理上采用了“一级管理，二级核算”的独立核算机制，不断拉开四个经济实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鼓励经济实体之间的竞争。
在改革举措的刺激下，武汉邮科院的科研能力和市场表现大幅度的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达到90%以上。
那一时期，武汉邮科院除了推动自身体制改革之外，还积极谋求与国外企业的合作。
1988年5月，武汉邮科院与武汉信托、荷兰飞利浦公司合资，成立了一家光纤制造公司，命名为长飞光纤。
长飞是国内第一批合资生产光纤光缆的企业，后来逐渐成长为如今的世界级光纤巨头。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长飞之外，武汉邮科院还先后向江苏吴江电缆厂和浙江富阳通信材料厂输出设备和技术。这两家企业，也就是今天的亨通和富通，同样是行业知名的光通信企业。
1988年，在武汉邮科院的支持下，国内在“武汉—荆州”建成了第一条省级光纤干线。这标志着我国光通信技术发展进入了快车道。这一年，全国共铺设光缆1.7万公里。
1989年，同样是在武汉邮科院的主导下，国内完成“合肥一芜湖”的我国第一条四次群单膜直埋式光纤通信工程。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我国电信网络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国家“八横八纵”骨干网的建设，极大地刺激了光纤、波分市场的需求。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武汉邮科院不断加大产品研制投入，业绩一直增长，始终在国内光通信企业中处于领导地位。
1993年，“上海—无锡”国家一级干线光通信工程正式开通，意味着国内光通信技术达到国际水平。
还是这一年，由武汉邮科院总负责，国内完成了京汉广架空光缆工程。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架空光缆工程，打通了中国南北通信的大动脉，也打破了我国光通信一级干线被国外设备垄断的历史。
在那之后，武汉邮科院率先推出了国内第一套565M PDH，第一套2.5G SDH，第一套10G SDH，以及第一套32*2.5G波分复用系统。
整个八九十年代，邮科院几乎承担了国家光纤通信领域所有的重大科研课题，取得了三百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
1995年前后，国内电信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邮电分营、政企分开、电信重组等一系列改革举措相继实施，我国电信市场从垄断走向开放，竞争变得更激烈。
虽然此前武汉邮科院进行了某些特定的程度的体制改革，但自身传统事业单位的体制并没发生改变。邮科院的内部，任旧存在观念落后、机制不活、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
当时，以中兴、华为等为代表的本土企业迅速崛起，出售的收益突破百亿。国外合资企业也占据了大量的市场占有率，频频抢占邮科院的订单。这让武汉邮科院的管理层如坐针毡，焦虑不已。
很快，1999年，武汉邮科院等到了属于自己的机会。那一年，国务院颁布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文件，鼓励科研机构面向市场化，进行企业化转制。
1999年5月28日，时任亲自到武汉邮科院视察，鼓励他们大胆改制。
于是，这一年的年底，12月25日，武汉邮科院联合国内其他10家企业，共同组建成立了
据说，在新公司的筹办过程中，曾经在员工中广泛征集企业名。看了很多方案，大家都觉得不满意。最后，是首任董事长江廷林拍板，给公司确定了“烽火”这个名字。
在江廷林看来，烽火不仅是中国最具标志性的信息传递方式，也象征着这家企业作为国内光通信的发源地，希望继续引领中国光通信发展的决心。
在新机制的带动下，烽火通信的销售业绩直线攀升，产业规模迅速扩大。2001年，公司主要经营业务收入突破18个亿，比上年增长80%，净利润同比增长50%。
2001年7月，在国家科技部、信息产业部和中国科学院的联合推荐下，烽火通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
此次上市，共募集资金16.3个亿，全部投入到通信系统传输设备、用户接入设备、光纤光缆3大领域中的20多个项目中。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烽火全体员工沉浸在上市的喜悦，准备大干一场时，外部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2001年下半年，随着网络泡沫的破灭，全球电信行业进入寒冬，光纤光缆的需求量大幅度地下跌。而此时的光纤光缆行业，刚刚完成了扩能扩产，无疑是雪上加霜。
那一时期，行业产能过剩导致恶性价格战此起彼伏。短短两年时间，国内光纤光缆企业从高峰期时的200多家，减少到不足50家。
尽管形势严峻，烽火通信的管理层还是坚定看好光通信的长远发展。他们都以为，危机只是暂时的，只要熬下去，就能迎来复苏。
为了能在寒冬中生存下去，烽火通信对自身的管理和市场策略进行了大幅调整。
在人力资源方面，他们引入绩效考核管理，加大对利润指标的考核力度，增强干部和员工的市场危机意识，将贡献与收入挂钩，激发员工斗志。
在研发方面，他们对研发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将原传输产品部、软件产品部、系统设备制造部的机电中心以及中试中心等部门合并，组建了新光网络产品部，以增强研发实力。
在市场营销方面，他们紧盯运营商市场，组建了纵向产品行销线、网络行销线和横向区域线的立体营销网络体系。他们还在北京设立市场总部，以便更好地满足运营商的差异化、个性化需求。
2004 年11月，烽火完成了管理团队的交接棒，童国华正式担任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
2010年，烽火通信实现销售额123亿元，比1999年增长了12倍，实现利税是研究院转制前的10倍。转制十年，烽火累计上缴国家的税收，相当于再造了一个武汉邮科院。
当时，烽火通信已成功推出80×40G DWDM、40G、OTN、PTN等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高端设备。
在光纤光缆领域，烽火通信通过收购南京华新光通信技术公司、西安北方光通信技术公司、浙江飞虹光缆厂，与全球光纤产业巨头——日本藤仓合作，成立烽火藤仓光纤公司和光棒公司，构建起了完整的光棒、光纤、光缆产业体系，整体竞争能力大大增强，光纤光缆产能双双达到1000万芯公里的规模。
长江通信全称是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它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长飞光纤的最早股东之一——武汉信托。
长江通信继承了武汉信托持有的长飞25%的股权。2014年，在武汉国资委的支持下，长江通信的控制股权的人改为武汉邮科院。
虽然长江通信是上市公司，但主要业绩依赖于长飞，自己的核心业务比较杂，从事一些物联网、节能照明、通信配套等产业的研发、制造和销售。
2016年起，长江通信进行了业务转型，剥离了传统的通信业务。核心业务转型为基于卫星（北斗）导航应用和行业信息化需求，在智能交通、智慧物流等领域提供产品和解决方案。至于效果嘛，反正就是不好，一度濒临ST。
最开始的时候，他们研究的是WCDMA标准。2003年左右，他们还通过了中国移动的测试。
后来，WCDMA真正招标的时候，烽火是以OEM爱立信设备的方式，获得了两个中等城市的商用合同。
除了WCDMA之外，烽火还搞过TD-SCDMA。2005年，烽火与日本NEC公司合作，成立了一个合资企业——
后来，烽火在TD-SCDMA上的研究依旧不太成功，转而通过OEM大唐移动的产品，中了移动的标，大约是4%-5%的份额。
邮科院除光纤通信技术与网络国家重点实验室、网锐实验室、研究生教育及后勤公司外，其经营实体全部平移到烽火科技集团。
我国通信网中每9公里光缆，就有2.5公里是由武汉邮科院研制生产的，还有5公里，来自邮科院曾技术扶持过的国内制造企业。
2012年，武汉邮科院（烽火科技集团）实现出售的收益168亿元，年增幅达到20%。他们的光通信系统设备及光纤光缆的市场占有率，位居国内前三位；光器件产品排名国内第一；直放站和室内覆盖系统排名国内第二；光纤收发器排名国内第一。
由一个科研院所，发展为中国领先、世界知名的信息通信领域产品和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也是全球唯一集光电器件、光纤光缆、光通信系统和网络于一体的通信高技术企业。
2018年7月，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与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实施联合重组。重组之后，两家公司将并入新成立的
事实上，虽然两家公司合并，但经营目前还是相对独立的。烽火和大唐的招牌都还在用，大家相当于成为了兄弟公司。
这个研究院，是我国光通信事业的发源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它始终是我国光纤通信产业的领军者，不仅贡献了大量的科研成果和产品，还培养了无数的专业方面技术人才。
我们国家之所以能够建成如此发达的光通信网络，之所以能够拥有位居世界前列的光通信技术地位，武汉邮科院功不可没。
面向未来的市场之间的竞争，武汉邮科院将会如何传承中国光通信事业的光荣传统和使命？烽火是不是能够一直熊熊燃烧下去？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